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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出席茶会的都是各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外国使节。当天，南京城内谁持有蒋介石夫妇联名签发的请帖，谁持有红色圆形的“五五茶会”来宾证，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宴会上，到处走动的蒋介石，遇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先生今天早晨去了武汉，来不及参加今天的盛会。”邓颖超说。
“感谢您的光临，徐永昌将军也已经到了武汉，他们将要会面的。”蒋介石回答道。
其实，蒋介石和邓颖超心里都清楚：由于国民党军已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包围了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周恩来才与马歇尔等商量，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前往武汉，对此事进行调处。
此时，虽然南京歌舞升平，一派喜庆景象，但中原和东北形势严峻，国共两党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或其他方法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无论他怎么做出热爱和平、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样子，实际上都只是在演戏。抗战胜利后，他调动国民党军，先后抢占了早已在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中的被日军侵占的南京、上海、杭州、济南、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城市及战略要地。
在全国各沦陷区，委伪军头目以要职大量收编伪军，组成地下军、先遣军，固守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充当内战急先锋。尤其在华东地区，“蒋伪合流”的丑剧最为明显：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大汉奸、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为副总指挥；14日，任命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稍后，又将驻扬州、蚌埠、徐州等地的伪军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等部，分别收编为国民党先遣军第二、第五、第六路军。在山东九九藏书的大小伪军162股12万余人，亦全部被收编为国民党军。
9月13日，蒋介石颁布了“剿匪密令”，要求国民党军将领遵照他在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同时，成立徐州绥靖公署，以薛岳为主任，汤恩伯、李品仙等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三方面军和第十战区部队，准备向华中解放区进攻。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铁路推进的国民党军步步进逼，严重威胁着华北、华东解放区。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的部队已开始进攻新四军浙东部队，并将对长江以南的苏南、浙东、皖南、豫鄂、湘粤边等解放区予以逐个击破。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七省和南京、上海两市，与国内其他省区比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商业繁华，控江抢海，是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顽强地进行过各种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于淞沪、徐州作战失利，纷纷西撤，这片大好河山惨遭日军蹂躏。
1938年春，新四军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肩负起挺进山东和进行华中敌后抗战的使命，分别在罗荣桓、徐向前和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陈光等领导下，挺进长江南北和山东，会合当地抗日武装，依靠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华中和山东创建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皖边、皖江、浙东、胶东、鲁南、鲁中、渤海、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山东和华中两大解放区的面积已达31万平方公里，人口6020万，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2万人，民兵100万人。
为了争取与国民党和谈成功，实现全国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8个解放区，将这些地区的军队调往北方。这个决定，是一个富有战略远见和趋利避害的重要决定，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使兵力更集中，从而稳固了华东解放区的基本阵地，有利于争取国内和平及对付国民党将要发动的大举进攻。
194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军官训练团作的题为《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的讲话中说：“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股……此五股中，就我的观察，以陈毅一股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
蒋介石所指的陈毅一股，即华东野战军。蒋介石以华东为大患股票配资公司行业门户配资，即以华东野战军为大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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